《边城》是沈从文先生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伟大标杆，它的伟大在于用极其优美、简约、纯粹的文字绘制了一副哀婉、凄美、朦胧的乡土生活画卷。这种文字上的优美、简约和纯粹并不像《滕王阁序》那样依托华丽辞藻的堆砌和磅礴气势的抒发，而在于朴实文字的平铺直叙、自然景物的巧妙烘托和人物心理的直接刻画，用一个个的汉字绘制了一副近代湘西边城生活状态的《清明上河图》。整篇文字细读下来，仿佛自己就置身于一个可感知、可触摸的桃源仙境，内心也冲破了繁华都市的喧嚣浮躁而跟随人物的喜怒哀乐泛起波澜涟漪。我想，这样的文字功底应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只有熟谙文字驾驭手法的顶级作家笔下才能诞生这样的文学作品。

一、美善文学的逼仄格局

《边城》的故事发生在尚未卷入近代中国变乱的川湘边境小镇，作者极力讴歌了自然的天然古朴之美和人性的淳朴善良之美，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边城》意图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并且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善文学，这种唯美化的文学形式在内涵方面于社会现实而言，其实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与同时代的鲁迅作品《呐喊》相比，属于完全不同方向的精神追求，就好比方文山的歌词与罗大佑的歌词，前者是纯粹的中国风，属于山水画般的写意手法，为心境而写景，后者则往往带有某种批判精神，敢于将个人的迷茫和时代的痛楚融入歌词的字里行间，以沧桑和世故的嗓音缓缓流淌出来，在芸芸众生的内心激起强烈的共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沈从文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人文，而不是一个站在时代前沿、振臂一呼、引领时代思想走向的文人，他的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的光芒也终将是边缘化的，甚至是黯淡柔靡的，并不容易受到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青睐，原因就在于其人文格局过于逼仄而不恢宏。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沈从文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往事。据说，如果不是因为沈从文在年5月份去世，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非他莫属。假如这是真的，那绝对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大遗憾，更是沈从文文学生命的最大遗憾。但就我粗浅无知的理解，这一推断也只能停留在“假如”阶段而已。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青睐的作品，往往需要契合主流社会的文明认知。比如，莫言的诸多小说作品都有一条突出的、体现人文关怀和文明觉醒的主线，这条主线所散发的人文主义光芒恰能照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心扉，并继而在他们内心激起某种共鸣与认可。例如，《蛙》以乡村医生的人生经历叙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计划生育史；《丰乳肥臀》讴歌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及伟大母性的光辉；《生死疲劳》则写出了中国农民对生命的无比执着的颂歌与悲歌，等等。我们熟知的海明威的作品也是一样，《老人与海》也有一条鲜明的主线，即颂扬在艰苦卓绝环境中不屈服于命运的勇气与毅力。我认为，只有这样宏大的、关于生命伟力和文明进化的主题才是主流社会文明认知的孜孜追求。

很显然，以《边城》为代表的沈从文的作品并没有这样突出的主线，或者没有体现人文关怀和生命伟力。《边城》的情节背景没有设置在恢宏壮阔的历史时空中，而是将读者引入到一个山清水秀、远离尘嚣、民风淳朴的川湘边境小镇，在这样清新优美的环境中发生的故事，自然也是清新优美的，这种清新优美让深受现代工业文明侵蚀的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时，内心不知不觉地充满了强烈的向往，向往这里的山川河流，向往这里的宁静隽永，向往这里的古典淳朴，但仅此而已，钟情于这类文字和作品的人更多的也只是文艺人而已，他们欣赏的是朦胧于翠翠幼小心灵的哀婉爱情，欣赏的是憨厚诚实的天保和傩送，欣赏的是深藏于老船工内心对亲情的无限牵绊，欣赏的是船总顺顺的豁达洒脱和慷慨好义。虽然这些元素都足以感动我们，但与刻画社会现实和弘扬人类奋斗精神的作品对比，其格局显得过于逼仄，无法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层面，当然也无法敲开诺贝尔评委们的心扉。

二、沈从文的悲哀与智慧

除《边城》之外，我还拜读了沈从文先生的《黔小景》、《虎雏》等散文，毫无例外的，这些作品的人文格局也很逼仄。按理说，沈从文先生混迹于中西方文化激烈对峙和碰撞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代的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文学巨匠都争先为当时病殃殃的中国开具治病良方，为何沈从文先生对国家、政治和国民的前途如此“漠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只有先生自己知晓得透彻，我们后人自然只能做些揣摩工作了。

沈从文是深受政治迫害的悲怜之人。年，左翼文坛权威和领袖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定性为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了“打倒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并用大字报抄录了《斥反动文艺》，反响甚大。这个事件一定对沈从文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抑和心理负担，毕竟文人比市井普通百姓更爱惜自己的面子。所以，沈从文在年两度试图自杀未果（一次是将手反复触摸电插销，被其儿子所劝；另一次是喝煤油，并用刀片割腕，被其妻弟所救。）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众说纷纭，学界普遍从政治角度解读，将责任归咎于郭沫若带有倾轧性质的政治迫害行为，并因此对郭沫若屡加诟病。也有一种说法是沈从文率先挑起的对左翼文学的批评与论战，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沈从文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对郭沫若的小说创作给予了严苛的批评。年，在《论郭沫若》一文中，沈从文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诗人、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沈从文多次重申郭沫若不善于写小说的观点，认为郭沫若写小说不行，喜欢“用英雄夸大的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只能写诗，写杂文，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年12月，在全民抗日的当口，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一文中说：“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他在未来是一般的。”此见解当即被解读为鼓吹停止抗战，因而被斥为是比梁实秋“更毒”、“更阴险的抗战无关论”。

从本质上来讲，沈从文从骨子里就是一个纯粹的、天真的、正直的读书人，具有强烈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文气质，其实，他对左翼文坛的批评并非否定左翼文学作品自身，而是质疑他们过度的政治化倾向，质疑他们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缺失，质疑他们作为文人的幼稚性，希望他们在文学本体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反对作家参与政治，反对政治干预文艺，要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从这一点上，我认为沈从文是极其智慧、极其高尚的。做学问的人就应该心无旁骛地做学问，读书人就应该理性地在自己最擅长的“阵地”上尽情挥洒才华，而不是瞎掺和深不可测、瞬息万变的政治，隔行如隔山！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科举制度早已被武昌城头上的隆隆炮声击碎，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时代，贸然站队是投机，是冒险，更是入错行了。事实证明，沈从文的智慧避免了他在文革期间的牢狱之灾，而与之恩怨纠缠不清的左翼作家丁玲则没有这样的觉悟和幸运。

可以说，沈从文的智慧源自其个性的天真与正直，也正是这种天真与正直，使得他肆意张扬地向左翼文坛开炮，造成他与左翼文坛的坚固壁垒、思想隔阂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最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导致了后来的人生悲剧。

对于沈从文的天真性格，张兆和（沈从文先生的妻子）曾在年给沈从文写信道：“你不适宜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就以我这不通之人，都觉不妥之处太多......我觉得你的长处，不在这方面，你放弃了你可以写美丽动人小说的精力，写这种一撅一撅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太可惜。本来可以成功无缝天衣的材料，却撕得一丝丝一缕缕，看了叫人心疼。”这真是一番真知灼见啊！可惜，沈从文过于执着于自己的文学态度以及对于文学前途的忧虑，被炮轰的左翼文坛恰好又是抗战期间投奔延安的革命作家和红色政权御用文坛新贵，因此，在政权更迭之际，郭沫若的一纸文章就犹如一剂致命的毒针，深深地刺在沈从文脆弱的神经上，不仅在肉体上折磨了他，而且使他从此远离挚爱一生的美善文学，转而开始从事中国纺织服饰的考古研究工作。截止到年的此前二十年，沈从文累计写下近三百万字的小说，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时代突变，政权易帜，“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天才文学大师的艺术之翼就此折断，我们再也无法欣赏到如《边城》般优美质朴的美善文学了，沈从文的悲哀是中国文学的悲哀！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三、泾渭分明的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

沈从文创作的作品主要有两类，一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乡土文学，二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都市文学。前者描写湘西人事的自然原始之美，赞扬人性的美与善；后者揭露都市生活的堕落腐化之恶，批判现代文明进入中国之后凸显出的丑陋。

可见，在沈从文的笔触下，乡土文学和都市文学是泾渭分明的，两者的二元对立清晰可辨。只要是描写起少爷太太，似乎他们都是人性恶的一拨人，披道貌岸然之外衣，行龌龊卑劣之丑事，而只要描写以翠翠为代表的乡村人事，就形象如自然垂青的小灵兽，可怜可爱。在沈从文看来，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则是人类退化和堕落的根源，而乡土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

其实，沈从文笔下的乡土与都市在哲学思辨上是统一的。乡土世界的美善在与都市社会的丑陋对立参照中获得生命的张力，而都市社会的人性扭曲又在乡土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光辉中凸显文明的衰退。沈从文为写乡土文学而写都市文学，为弘扬人性自然的优美和谐而贬抑都市文明的虚伪势利。

或许，沈从文的这种乡土人文气息根源于对生他养他的湘西凤凰古镇的深入骨髓的眷恋，那里的青山绿水涤净了他的灵魂，赐予他一颗晶莹剔透、闪现性灵之美的心灵。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沈从文一生的成就与辉煌完全可以归功于故土山水的熏陶与滋润，是故乡赋予他朴实自然而又不失热烈的文学气质。

因此，我们不必惊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深受打击的沈从文在陷入迷狂状态时，仍不断地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的话语。在他辞别人世之前，决定将自己一半的骨灰洒入湘西凤凰的坨江河，另一半安葬在一块天然五彩的琉璃石下。这不仅是为了了却他多年的思乡之情，更使他能够长眠于故乡河畔的听涛山下，每天看着河水从自己眼前悠悠流过，一尝夙愿与他终身思念的故土再也不分离。

四、精神丰碑的坍塌

被夕阳烘成桃花色薄云的天空，浮着薄薄白雾的溪面，繁荣滋茂的溪边芦苇水杨柳，两山深翠逼人的竹篁，草丛中繁密如落雨的虫儿叫声，尾巴上闪着蓝光的大萤火虫，无处不可照及的如银子般的月光，共同构成了沈从文心中如梦似幻的湘西凤凰景致，这样的景致怎能不让人心旷神怡？

血浓于水的祖孙亲情，纯洁含蓄的朦胧爱情，友爱互助的邻里乡情，即使是匆匆而过的过渡人、白面细眉的妓女、热情淳朴的屠户、水手和商客都犹如精密仪器中不可或缺的零件，共同构成了沈从文心中如桃花源般的湘西凤凰人事，这样的人事又怎能不让人心驰神往？

湘西凤凰如诗如画的优美景致和至真至情的和谐人事正是沈从文的人文信仰和精神丰碑，也是成就他一生功名的圣殿，他去世之后，也因其功名而得以在如此恬静淡然的土地上觅得一处长眠之所，并与这片土地水乳交融，直至天荒地老。

但历史往往喜欢开一些讽刺意味十足的玩笑，沈从文一生的文学追求都是在讴歌纯净自然的乡土之情，鞭挞腐化堕落的现代文明，而在他去世之后，因为其斐然的文学名声，他的故乡和长眠之地迅速沦为现代文明的奴隶：凤凰县成为国家首批旅游强县和国家4A级景区；沈从文故居成为凤凰古城最吸引游客的人文景观；沈从文墓成为游客膜拜参观的“风景名胜”。总之，地方政府将沈从文先生的身前身后都当作了摇钱树，对天然古朴的凤凰古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伪民俗建设。从此，诗情画意般的青山绿水在灯红酒绿中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灵秀与妩媚，竹雀杜鹃的交替歌鸣、竹簧的摇曳婆娑成为招揽和取悦远方游人的谄媚之音，老船工赖以生活和寄托的渡船不复存在，代之以架设在两岸的石桥和徜徉于溪面的观光船，参差错落的吊脚楼在游人如织的熙熙攘攘中不再清静闲适。

呜呼！讽刺如斯，悲哀如斯！沈从文先生的人文信仰和精神丰碑被其最痛恨的现代商业文明侵蚀而轰然坍塌，只有临溪高崖一如往昔地屹立在那里，冷眼注视着这片土地的幻化变迁，不知先生泉下有知该做何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以这样侮辱性的方式玷污先生用生命坚守的乡土文学精髓和纯粹文人品格，一定是先生最大的悲哀和不幸，远远超过其生前遭受到的所有政治迫害之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