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沧桑

（5-3）倭患与抗倭卫所

盘点明代海门卫所

海门的地名自海门卫设立而诞生，但它不等于说这个地方的人居集聚就开始于这个时候。恰恰相反，是因为这里已经聚居了相当的人口，才有可能在这里建一个卫城。认为海门卫既是军事机构，它设立之初仅是一个屯兵的城寨，其后才慢慢有了居民——那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也与历史所反映的事实不符。

在中国远古时代，城市的诞生确实经过了龙山时期（指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三代时期（指夏商周时代）两个阶段。

最先的龙山时期是“筑城以卫君”，防御是筑城的首要目的。至三代时期则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防御以外，加上了以祭祀为表征的政治功能。此时城市还没有交易的经济功能，用于交易的“市”放在城外进行。

但即使在先秦时代，从《管子》、《考工记》等文献关于城市等级的叙述中，也可看到城市正在突破政治城堡的概念，有了一些经济内容。而到汉、晋以后，尤其是唐、宋时期，随着旧体制的打破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因素在城市概念中的比重愈来愈浓。

更何况建海门卫已是在明代！或许，认为海门卫只驻军队的观点，是把它看成一个屯兵城寨了。这样的城寨在西北荒漠地带会有，但它会很小，像个城堡、兵寨。

驻几百、几千个兵，根本就不需那么大的城廓。明代东南沿海的卫所，完全不属兵寨一类，占地约1平方公里的海门卫完全不是单纯的兵寨。

反观台州其它卫所，更可见卫所筑城，既为包围居民聚落，也依据山丘和自然河道。如松门、楚门，将自然河道作为护城河，城筑得就较大，并非是为了驻更多的兵。而海门、新河，因为人口住得集中、方正，城就较小，并非因为它驻兵少。

《太平县志》海山图显示的松门卫城和隘顽所城

据《海门镇志稿》，海门凤凰山东北麓的开阳观始建于汉建武二年（26）；赤山（今称赤龙山）上惠安寺（俗称赤山寺）始建于唐咸通中（～）；枫山顶上的清修寺始建于宋宝元元年（）。寺庙为当地人民参与宗教活动的场所，除非是地形奇特的风景名胜区，普通寺庙周围一般都有人口聚居。

凤凰山东北麓，在汉开阳观遗址重建的寺观。

汉至唐宋，海门这块地的成陆程度可能只在山体边有少量淤涨地，沙门一带会是潮汐通道，赤山东只是一片海涂，椒江江岸可能只在凤凰山脚，但太和山以北和凤凰山、赤山周边已有相当沉积地可供居住和耕种。

至元代，今中山西路（古严屿街）已成为江岸航埠集市，并向东延伸至今中山东路，而路南的明海门卫城区域，已经成为居民集聚区，只是它还没有海门这个地名。在宋嘉定《赤城志》中，它属于明化乡青令里或智信里、孝逊里、钦田里。

宋元时，这块地还叫严屿。明初，官至礼部侍郎的海门人戚存心有记叙文说：“予家世居严屿，自夫兹地规为城隍，陵夷井湮，山川为之改变”。海门城隍庙之西原建有侍郎坊，这就是戚存心祖宅的位置，也就在今戚继光纪念馆（即古城隍庙）西。可见后世所称的海门、岩屿一带，在宋元和明初都叫严屿。

明筑海门卫城时，卫城内的街巷已基本形成，它的基本布局是五纵三横。这里说的纵、横，是按现代地图上北下南，认南北向为纵、东西向为横。

明海门卫城城内街巷布置

三横街道是：南面的横街为棋盘街、宝剑街和东门前街（即今西门路和东门路），中间的横街是西门前巷（今石公庙巷）和大衙巷（此名是海门设参将衙门后才有的巷名，今称衙门巷），北面横街是梅梨巷（后又称天后宫巷，今称双忠路）。

明棋盘街（今西门路，民国称天主堂街，天主堂为晚晴建筑）槐阴桥东街景。

明前巷（今石公庙巷）遗存古建筑台门。

明后巷（今永泰街）遗存建筑。

五纵街道是：南北向主街为仓前街和仓头街（今南新椒街），往东第一条是龙须巷、寿亭路（今光明路）；第二条是东横街（今乌衣巷，南北走向，因旧时以东西为直、南北为横，故称横街）、后巷和鼓楼巷；第三条是北门路和东门后街（今戚继光路）。主街西面是西横街（今育才路）。其它还有捻子巷、金银巷、后巷（今永泰街）、卖布巷、卖盐巷、卖猪巷、豁脚巷、参府巷等小巷；后期还在靖波门外吊桥周边发展卖羊巷、卖鸡巷等。

明仓头街（今南新椒街）和大衙巷转角处。

明仓前街（今南新椒街）和大衙巷转角处

明仓头街（今南新椒街）。

这些街巷的存在，足可证明该地的商贸经济已不可小觑。

海门卫城即按照这既成的街巷布局建设。城北面临江，东面靠山，南面局部跨过南门山，西面离西横街（今育才路）米左右。

城设五门：东门称晏清门，设东门岭头，有东门前街通达；西门宁远门，设棋盘街末端；南北主街南端设南门德风门，北端设小北门靖波门；另在东横街北端设大北门临江门。古文献记城的规模是周回五里三十步，垛口八百三十个。但现代实测城址周长是3.6公里，合7.2市里。

海门卫城晏清门

明初海门城内住了多少人，缺乏历史记载。按照民国36年（）海门镇人口人，拿这时的城区面积与明海门卫城相比，按面积比例推算，再考虑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适当降低，恐怕明海门卫城的人口会有八九千人。虽然海门城内既没有君主，也没有知府，甚至连县官也没有，不可说“筑城以卫君”，却确确实实称得上“筑城以卫民”。

海门卫城城外南、西、北各有护城河分别为：南门河、江城河（今江城路）、东西沙河（今人民路）。

城内有五河：一条在东部引南门河水入椒江，由东南水门经龙眼桥、穿城隍庙，与乌衣巷平行，于黄牛桥（后讹传为黄岩桥）折西，出南山殿水门与东沙河相接，排水于营防浦；一条曰西河头，起自南城脚与西横街平行，出西北水门，排水于西沙河；一条起自南山殿与龙须巷平行接南门关刀河；一条自城隍庙起，与大衙巷、前巷平行接西河头；一条自黄牛桥始，与东横街平行，至鼓楼再顺宝剑街接关刀河。

明横流桥遗址（今育才路永泰街交叉口）

明寿亭路小桥头附近，昔日与路平行有小河。

卫城的防卫和给排水体系较完整。尤显优势的是两个北门直对江岸航埠，其时，两北门间的营防浦（今人也称城隍浦，营防、城隍土音相近，此浦水虽绕经城隍庙，但此地远离城隍庙）入江口是水军战船靠泊沿线。城北椒江沿线满足货船、渔船和战船靠泊的多种要求。

前所这个地名也始于明初在这里建“前千户所”，该地在宋时属保乐乡，具体小地名失传无考。建所前，此处靠山面江，已成渔民聚居区域，聚居地有口字形街巷和向东、向西、向北延伸的街巷。

前所所城遗址

前所所城就在山南靠山围绕民居而筑，城周回三里六十九步，城外东、南、西有护城河，城内现存所前路、所后路、所里路、仓前路、东门路、西门路、北门路、南门路等街巷名显然是近现代的命名，但也有柴行街、仓前街、后街、前街等口头传承街名隐约反映明代的实况。譬如农户一般不买柴，有柴行街即说明有不少非农户，他们大多从事海洋捕捞、航运或商业、服务业。

前所东门路遗存老宅

前所西门路老街

前所所前路老宅

前所柴行街门牌

卫所是明初规定的军队编制。该编制10人为1小旗，5小旗为1总旗，2总旗为1百户所，共人；10百户所为1千户所，共0人；5千户所为1卫，一般1卫为余人，此数就是0×5＝。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卫城驻个兵，一个所城驻0个兵，因为按此计算，5所各驻0个兵，卫城就无兵可驻，若卫城还驻个兵，总数就达00人。

这里的数字概念可以这样打个比方，它就像今天统计财政收入，各乡镇财政收入之和等于县财政收入，该数字并非说乡镇的财政收入就是乡镇可支配的资金，县财政收入就是县城可支配的资金。卫所驻兵多少，正像县和各乡镇的可用资金不等于财政收入。

明初的卫所制度还是一种屯田制度，其功能有二：一是守卫地方，一是屯田生产。守卫地方城池的称守军，进行屯田生产的称屯军。屯军以屯田收获供养守军，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武装集团。这就是朱元璋自诩“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状况。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万历《明会典》记载：洪武三十五年（），屯田一份，规定纳正粮12石，余粮12石。正粮归屯军自己用，余粮12石上交。以十分之七的屯军自然足可供养十分之三的守军。其实，收入好的地区，屯、守军士不一定按此比例组织。

那么，世军的来源又是怎样的呢？《大明律》将皇族、贵戚、世袭官员以外的全国人口归纳为军、民、驿、灶、医、卜、工、乐等等三十余种户籍，其中军户就是供应军差的特定军籍。它的来源，除了将元代军户沿袭作为军户，补充办法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抽籍几种。

“从征”的主干是元末起义的农民，如方国珍余部；“归附”指蒙元降军、败军及归附了朱明政权的各割据势力军人；“谪发”是因罪充军；“垛集”始于洪武初年，其法是集民户三户为一个垛集单位，其中一户为正户，应服军役，其他二户为贴户，帮贴正户，在正户亡故，户下止有一丁（男性）时，由有丁的贴户替补；“简拔”指的是抽籍办法。

以上垛集、简拔只是军户不足时的补充办法，各地不一。洪武初在浙江等近海施行的是居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

因而，有理由可以说，台州卫所制度中所谓的“千户所”，就是拥有一千余军户，其中包括守军户和屯军户，若以三七开比例计算，仅有余名守军士兵，即使以对半计算，也仅余名守军士兵。

还有，屯军户和守军户的家庭不一定在卫城或所城里，因为城内没有屯田，军人的家可能在他们屯田的附近，以便于耕种。台州各地方志书所反映的卫所屯田也分布各处，即可证明其耕种者也分布各处。因而关于卫所的驻军人数，还得从志书的军备上找。

明《虔臺倭篡》海防图，图中标有台州的楚门所、隘顽所。

明《虔臺倭篡》海防图，图中标有松门卫、新河所。松门卫注“台州参将驻”，那是嘉靖年间戚继光未调驻台州时的布局。

明《虔臺倭篡》海防图，图中标有海门卫、海门前所、桃渚所建跳所、昌国卫、前后所，海门卫注有“松海把总驻”几字。这应是嘉靖年间，戚继光未调驻海门时的布局。戚继光调台州后是以台金严参将驻海门。

可惜各类志书所载只是某时间段内的驻军数，对跨度二三百年的明代来说，世兵制从发轫走向衰败，许多事都不可同日而语。

像项士元《海门镇志稿》载：“海门卫指挥前所、桃渚、新河、健跳各所，官五十四员，旗军六百八十三名。”既不知指哪个时期，也没说清列出的官员数、士兵数仅指海门卫还是包括各所。

而当代《椒江市志》只是对此前志书的辑录，由于理解有偏差，还出现许多误记。如说海门卫有“民兵名，军兵名”，这现代词语“民兵”让人一头雾水，这“军兵”含义如何也难知晓；还有前所旗军名，健跳操军名，两个不同的名称所指为何？为何差距这么大？也都难以置信。

此外还记海门卫“辖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附辖健跳、新河、桃渚三千户所”，这一说更让人如坠云雾之中。按这个说法，台州已不是3卫6所，而是有10所，那多出的4所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海门卫下辖前所、桃渚、健跳、新河四所在各志书都是十分明确的。或许某处有文句依据前所的称谓，将所辖其它所称之为左所、右所、后所，又将卫城当成是居中之所；或许还有文句将卫城内的驻兵场所（军营），依方位划成前、后、左、右、中来叙述（实际便有左、中、右各营的编制），这样的所只是指兵营之所在，而非所城。若将这样的文句当真，凭空再添四个所城，那真可谓无中生有。

《太平县志》东北山图所绘新河所城

不过，关于兵制，即使在明初也有例外。那就是在水兵里实行的营哨制。洪武三年（）三月，朱元璋在沿海24卫建立水军，每卫配备战船50艘。平时以名军士保养维修战船，战时以卫所军登船出海作战。

到了嘉靖年间，水军按船只大小和任务不同，实行不同的编制。如戚继光的水军，一艘战船是一个编制单位。船设捕资（船长）1人、航海保证人员（包括舵工、缭手、扳招手、碇手）若干名、战斗士兵若干甲，每甲10人，设甲长1人。联5艘战船为1哨，2哨为1营（司），2营为1部，从而形成部——司（营）——哨——船的组织编制。这种编制改变了明初那种平时战船和战士分离的状况，使船和人结合一起，有利于专业训练和战斗力的提高。

清初《海疆图说》所绘台州湾口海防形势图

据明范涞撰《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明初设松海昌总兵（管辖松门、海门、昌国）时，浙江有哨船艘，松海昌总占有艘。船型有四百料船、二百料船、八撸船、风快船等，分别载、75、50、20个兵。

嘉靖三十一年（）松海总雇用民间福船、苍山船等艘。三十五年后有军渔船（载兵23名）55艘、白艕船（载兵20名）39艘、喇叭唬船（载兵16名）艘、军八桨船（载兵16名）55艘、河田船（载兵7名）5艘、大网船（载兵4名）7艘、小网船（载兵2名）艘。

三十五年添造喇叭唬船10艘，松海总合计战船艘。松海总水师基地即在海门营防浦水寨。嘉靖二十五年，浙江巡抚朱纨出师剿灭双屿港走私基地，即在这个水寨出发。

嘉靖三十九年（）戚继光以台金严参将驻守海门卫时，下辖松海总备倭把总1员，共统领兵员名。其中戚继光水陆亲兵名，战船40艘；备倭把总统率水兵3支，兵员名，战船艘。

至万历年间（～），仍有陆兵名，水兵名，合计名。其中海门卫陆兵右、中两营共名，参将统率水兵名，分12支，于汛期分布在台州湾的漩门、灵门、猫头洋、深门、海门关主山（即头门岛）、东玑列岛，三门湾的牛头门、静寇门、大佛头等洋面巡逻。参将屯泊海门关口。

松海把总统率水兵名，战船44艘，负责巡逻大陈岛洋面。

所谓汛期，即三、四、五月间的大（春）汛和九、十月间的小汛，其时刮东北风，倭寇都在此时来中国东南沿海。

明代海门卫军事机构的衙署设在大衙巷北侧，衙门俗称为大衙门。不同时期所驻官员的职称不同，如松海昌总兵官、松海总备倭把总、台金严参将等。

海门大衙门遗址

大衙门西侧西箭道

由于海门不仅设高级别军事机构，市井也颇俱规模，仅将其置于明化乡建制下也说不过去，于是将台州府推官移设海门，推官是州府级职官知府、同知、通判、推官中的第四号领导人，因而他的衙门就被俗称为四府衙门，位置在城内芝麻园里（今为芝麻园里小区）。因四府衙门级别小于军事衙门，故军事衙门被称为大衙门。

四府衙门遗址在今芝麻园里小区内。

海门卫的港口，除了军事用途，其实更重要的是航运商贸用途，最主要的是粮运、盐运、鱼销和国内外贸易。

明清时台州粮食自给有余，万历年间临海人王士性说：“台、温闭粜，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台州的粮运主要分内河和外海两路，内河为卫所储运军粮，外海为福建、宁波和京师运输漕粮。

嘉靖《浙江通志》载：台州漕运京师的船舶艘，占全省的14%。明代，海门卫、松门卫、台州卫分别建有广储仓、广盈仓和永盈仓，各千户所也设分仓。海门、前所、桃渚、健跳分别设广储一仓、二仓、三仓、四仓，海门所辖的新河所则设广盈四仓。这些粮仓的存在也就给海门、前所都留下了仓前街的街名。

盐务在古代既满足人民生活之必需，盐税更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台州三大盐场，除长亭场在宁海，黄岩场和杜渎场就在海门卫两侧。但官运官销的所有食盐，均通过海门港运往设在临海的都盐仓，盐商只能在都盐仓“买引掣销”，再运往销售地。如此辗转运输使商人畏难，结果弄成私盐盛行，临海批验所形同虚设而裁撤，迫使官方改盐引为税票。

前所小圆山塔

外海捕捞自古是先民的主要产业。海门港两岸自家子（葭沚）、前所沉积成陆，两地成为渔民聚集地。本地渔民出海捕鱼远至舟山，近至大陈洋、猫头洋。由于木帆船航海受制于天气条件，而且航速缓慢，捕获海鲜常无法及时送达销售地。在海岛或船上就地腌制，是渔民保存海产品的唯一办法。因而除出售鲜货，黄鱼鲞、龙头烤、咸带鱼、墨鱼干、虾干、虾皮是本地外销的土特产。

明代海门港国内贸易主要仍在浙闽沿海和北上长江口，间有南赴广东的航船。贸易货物是谷米、鱼货、苎麻、茹、榔、木材、南北货等。明代实行禁海，主要是针对国外贸易，国内沿海货运基本照常运行。

虽然，明初颁布禁海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实际上最严的禁令也难以禁绝海外贸易，除最严厉的朱纨剿灭双屿港外，民间走私从未断绝。

万历《黄岩县志》也载弘治以后（年后）“奸商巨贾阑出不禁”。《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朱纨传》均记“倭人利市舶入贡，来者皆大获而去”，“而我国沿海人亦往往至彼（指日本）市易者。”

在宁波双屿港走私基地兴旺的时候，三门湾蛇蟠岛是它的分支地。海门卫最先是松海昌总的中心卫城，它管的实际就是台州湾至三门湾这一片海域，海门港商船岂能不参与其中？明代的海门港偶尔也会有南洋诸国商船来“互市”，成化和弘治年间，便有一位天台商人因而漂泊到暹罗（今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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