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铁梁(-)，男，辽宁绥中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俗学与城乡民俗志。

*文章原载于《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6卷第5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G)阶段性成果。

摘要：中国农村的社会变革目前大体有两种趋势：一是村民离开了家乡和土地，造成村庄的消失或者空心化；二是村民从事市场环境下的农、工、商和旅游等行业，促使村庄利用土地升值的红利进行公司化体制的转型。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情感纽带和生活文化传统正面临断裂的可能，因此当前有很多村庄在文化发展中都十分重视关于村史与个人生活史的记述，体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精神。民俗学作为感受生活的学问，应该通过实地访谈等交流方式，参与、促进和强化这种“村庄记忆”的文化实践。我们还发现，这种文化实践将有可能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互相促进并持续下去，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积极的情感力量，这也要求旅游业必须承担起加强城乡文化交流的责任。

关键字：村庄记忆；民俗学；文化发展；乡村旅游

（接上文）

三、村庄记忆与个人生活史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北京大兴区长子营镇沁水营村。沁水本来是山西省晋东南一个县的名称，被这个村所沿用。北京大兴区的风河流域，都是明初从山西移民过来形成的村落，所谓“七十二连营”，取名就用家乡的地名。这些村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重新组织的过程，在此不复赘言。年以后，从土改到合作化的这段时间，这是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集体化经济时期。这种集体化给予中国农民的文化塑造非常深刻。直至今天，村民在说自己这个村的时候，还是和当时的大队的边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有人把这一时期的基层组织建构称作是“单位化”[1]。

今天的沁水营，像北京郊区平原地区的大部分村庄一样，已经有相当多的耕地变成了工业设施的用地。还有一部分耕地成了特色农业的用地，比方说大棚里或者说阳光房里的蔬菜、果木。也保留有一部分种植粮食的水浇地。这种土地利用的多元化，与集体化时期统一将土地作为粮食生产用地的情况相比，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景象。集体化时期，沁水营只是在粮食的种类和品种上进行过几番调整，如曾经大面积种植过水稻来代替小麦和玉米的二茬作物。稻谷的产量高，品种也比较好，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市场经济的环境，村民受益并不明显。但是，由于增加了粮食产量，沁水营特别受到了县里的表扬，成为了著名的生产模范村，这段历史至今仍被老一代村民所清晰记忆。

从文化地理位置来看，这个村姓氏比较多，可以证明它建村之初就处在一个交通要道上，他们叫“官马大道”。官马大道大体上就是指当初京师到天津卫的一条要道，人口经由这里的流动比较频繁，因此村庄的姓氏就比较多。此外，村庄东边紧挨着的长子营村，那是远近闻名的一个重要集市，也是现在镇行政机关所在地。长子营村有一处庙，在长善坡上，是关帝庙。但是村民今天也记不太清楚它的摸样了，因为北京地区的庙在民国期间就被拆毁过，土地改革的时候曾作为小学学堂。当地人称这里的庙会为长善坡庙会，在民国时期非常有名，但是在集体化时期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

沁水营村里曾有个观音寺，所以村名也叫观音寺。此外没有更多的历史建筑。可是我们发现，这个村却保留了“文革时期”修起的几处公共建筑，据说这也是一种巧合。村庄曾在年和年进行统一规划，对民居做过彻底的拆建重修，形成一排排整齐的院落，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宅基地占用的土地也得以节约。但是，原有的公共建筑由于不属于各家各户，反而没有进入民居的改造工程中，所以得以保留、这些建筑包括“中央五七大学舞蹈学校”，就是当年排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地方。因为至今仍然是村里最好的建筑，已被用作村委会和幼儿园。再有一处，就是“知青大院”，是一大排瓦房，前面有个大院，院子里还保留着当年下乡知识青年用过的碾子、水井。

前几年，这个村的小学被迁走、合并了。小学的院子成了今天的“文化大院”，有图书室、健身场地和村史陈列室。这个村史陈列室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村庄的历史被写成大事年表，书写在展板上，足足在一间教室的墙上围了一圈。只可惜，当年没有条件拍下一些老照片，所以展板上除了有历届几位村里领导人的照片之外，几乎全是文字叙述。在这些展板下面，是一圈展柜，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个各式各样的文物、资料，比如：早年间的房契、地契、土地证；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用过的粮票、布票、工业券等。

沁水营村乡情村史陈列室内

另外有两个屋子，陈列有很多民俗物品。首先是生活物品，比方说，家家户户屋子里都安装的广播小喇叭，上世纪60年代以前用过煤油灯、汽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用过的前几代电视机，从9英寸、14英寸的黑白电视，一直到彩色电视。当年的燕舞牌收音机也展览着。这些文物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变化得飞快。院子里还有一处大棚子，展示着各种传统农具，还有在盖房时用于脱坯的木匣子，村中水井所用的辘轳等。我之所以被这种陈列所感动，还由于村里的前任书记和现任书记都非常重视留下村庄的历史记忆，他们已经亲自动笔写下了《沁水营村村志》初稿。村干部和村民并不在乎是不是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对此也不太了解。可见，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自上而下实行，那么沁水营村历史追忆的文化实践则是自下而上进行的。村民们要保留村庄的记忆，是出自非常单纯、朴实的话语交流习惯，也是出自对于现实生活变化的深切感受和对于下一代人生活的精神关怀，所以他们才用各种文物和文字来保留和传达这种村庄记忆。

这种现象是不是应该被民俗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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